1982年，中国第一张为外科手术而设的重症监护病床在北京协和医院建成。1994年，杜斌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医学系完成了八年制培养，并取得医学博士学位。毕业后，杜斌一直在北京协和医院从事重症医学工作，并着手创建了医院内科ICU。
在医学领域，杜斌被称为国内的“重症八仙”之一，几乎参与了国内所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疗救治。2020年1月18日，作为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，杜斌第一时间进驻新冠疫情的风暴眼——武汉。
今年全国“两会”期间，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杜斌接受了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的专访。杜斌说，他不是公共卫生学方面的专家，他的专长是危重病人的救治，但是从2003年的SARS，到如今亲历新冠大流行，他也开始思考，中国应该如何更好应对下一次可能的公共卫生危机。
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杜斌说。图/受访者供图
一些专家呼吁，新冠疫情暴露了中国重症医疗资源的不足，疫情后应该加大投入，但杜斌并不这么认为。在医疗资源整体有限的情况下，他强调，应通盘考虑，更好应对下一次公卫危机的关键，不在于激进扩建设施，而是如何培养人才、缩小医院间诊疗水平的差距，在紧急状态下做好扩容。
不同地区医疗水平差别大是主要问题
中国新闻周刊：新冠疫情三年中，对于不同区域间医疗资源的差距，尤其是重症医学学科的差距，你有怎样的感 ……此处隐藏3138个字……医院开始了一轮扩张潮，ICU也成为医院评级的重要指标，进入发展快车道。在你看来，新冠疫情对重症医学带来的影响是怎样的？
杜斌：总体来说，疫情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促进了重症医学的专科发展。包括政府、医疗卫生界、老百姓，对重症都有了更多的认识和认可；政府的确对重症也有了一些资源的投入，这些都会促进学科的发展。
但是，在短时间内，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医疗资源都是有限的。任何一个专科都不可能有很大幅度的提升或是增加。因为一个专科得到的医疗资源显著增多，就意味着其他专科的资源显著减少。因此，在重症医学医疗资源没有显著增加的情况下，如何谋划重症医学的学科发展，其实是摆在重症医学医务人员面前的实际难题。
中国新闻周刊：经历过这次公共卫生事件，你认为，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能够从中汲取怎样的经验，以便未来可以做得更好？
杜斌：我们知道疫苗很重要，药物也很重要。但是，下次我们能不能有很好的预测模型？
比如说一波流行冲击来临时，病人数量有多少、持续多久，重症病人有多少、会在何时出现，需要多少物资准备和人员配备，这对于重症医生来说，是至关重要的。最艰难的时间是一天，还是将持续一个月，差别很大。合理的预期能够让我们更加科学、有序地进行医疗资源的调配和应对。
另外，我觉得还有一点是，要认识到我们不是只看大流行这一种病。当某种疫情来临时，把多少资源放在当下流行的疾病上，多少资源放在其他疾病上，我们要做好统筹和协调。2020年初，疫情早期的时候，肿瘤病人、血液透析等病人的医疗需求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，而且，其他地方后来或多或少也有这样的问题。
记者：彭丹妮（pengdannie@163.com）
实习生：李金津
